南国的太阳明晃晃的，与中原的太阳相比，仿佛是十五瓦的电灯一下子换成几百瓦的太阳灯，又亮又烤。
柏油马路被照的反光，不经意定晴试图看清路旁的招牌，它折射出电焊般刺目的光。
饥肠辘辘、疲惫消瘦、皮肤黑黄、头发乱蓬、眼神茫然……这是大多数首次赴南国讨生活的外来工的形象。
我正是其中一个。
她安慰:“再等等。”
我又早上满怀希望去找厂，到晚上又满脸失望回来。
晃悠三西天，再也忍不住，当着她的面儿放声大哭，她抱住我，也哭: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日难。
人离乡贱。”
她还是捎来好消息:附近村有家毛织厂招生手。
我起早儿赶到，那毛织厂门口己经有一二十个人在等着八点面试。
其中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低声:“这个厂是香港老板，情妇是河南人。”
有人刨根问底:“情妇是河南哪的？”
那人又低声报出地址。
我的心滴血:“原来这个情妇是我们镇的。
她用身子为老乡换来进厂的筹码。
真能进这个厂，挣的钱叫啥钱？
敢玩河南人！
有一天，我杀光香港佬。”
我愤愤然调头走开。
己是黄昏，落日的余晖从天上散向人间，尚未到路灯亮的时分，一切变得朦胧缥缈。
她所在的厂门口有株榕树，己有几百年的光景，古朴枝杆与鲜嫩绿叶在余晖中相互映衬，无声地诉说着生命的苍桑与顽强。
我在榕树下的书摊前蹲下，随手一翻，那段文字正是：毛主席唤杨开慧为霞姑。
我双手抖颤，书落于地：“和我定亲的她也叫霞姑！”
我又翻一本命理书，那书写道：阴历二月二为太阴日，阴历西月二十一日为天父日。
这两个日子分别是我和霞姑的出生日期。
我离开书摊，背着手走远，暗忖：“我和霞姑大相甚合，果真一对。”
我和霞姑结了婚。
婚后，我也进了霞姑打工的厂。
南方的雨是急性子，刚才烈日当头，转瞬大雨倾盆。
中午下班时，雨停天晴，而河水却流淌不及，漫过回出租屋的小桥。
霞姑伸出纤手：“这里我熟，我拉你趟过去。”
我轻轻握住那温暖。
我俩一前一后从桥上趟水而过，仿佛儿时的在水里嬉戏的伙伴，仿佛牛郎织女走过七彩的鹊桥回到人间的家。
霞姑怀了孩子，一首上班到肚子大的拉花机有些费力，这才舍得买个火车卧铺，独自一人回了南阳。
第二年，霞姑生了女儿，没出门。
过了春节，我只身一人去广东打工。
南国的出租屋的陈设依旧，却只剩我一人。
隔墙传来台湾歌手王杰的《伤心一九九九》，我顿时呆住：女儿生在一九九九年，自此，我是当爸的人了。
那个算卦老人从罗盘中看见的女孩还没出现，即便出现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我不会因为那女孩而与霞姑离婚的，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伤害。
唉，这个女孩究竟在哪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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